生命与健康的代价，真的就没有恒定的标准，真的是“随行就市”的吗？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为了570万元人民币的代价，甘愿从疾驰的车厢中掉落铁轨，被火车的车轮碾过身体，永远失去左腿、左臂和右脚，差一点命赴黄泉。

而悲剧一旦发生，这个不幸得简直离奇的45岁女人，能否得到570万元的赔偿，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许多人都以为，得到巨额赔偿（事已至此，570万元就突然成了巨款）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生命与健康的代价，真的就没有恒定的标准，真的是“随行就市”的吗？

缘起

2005年4月23日晚上，来自广西柳州的胡家津与丈夫李鹏丞结束了湘西凤凰之旅，从湖南吉首乘上了张家界至南宁的2011次列车，开始返程。第二天凌晨1时左右，列车行驶至广西三江县八斗车站附近，睡在13号卧铺车厢2号铺的胡家津上完厕所返回卧铺，走到车厢中段过道上时，脚下平整的地板忽然翘起，胡家津还未做出任何反应，瞬间就从洞中掉到火车下的路轨上，并立即被高速行驶的火车碾压而过。胡家津当场被压断整条左臂（至肩关节），整条左大腿（至腹股沟），右腿小腿的踝关节及脚掌（均为压断分离）。幸存的右臂粉碎性骨折，头皮也被掀翻三分之二，头骨暴露，整个人血肉模糊，当即失去了知觉。

当胡家津渐渐清醒过来的时候，望着死寂的旷野无处求救，靠着残存的断臂掰着铁轨一点点挪动、翻滚，几经努力后翻过了铁轨。她幸而被随后驶来的火车的司机发现才得以获救。据抢救医院广西三江县医院报告记载：胡家津被发现后3小时入院，入院时神清、觉冷、口渴、面色苍白、体温不升、血压测不到、心跳120次/分，脉搏29次/分，血色素仅有3克，后造成失血性休克，生命垂危。抢救了2天2夜共输血2000毫升。由于伤势严重，胡家津于2005年4月26日被转往柳州市人民医院骨科住院救治，并接受了七次手术。生命虽脱离危险，但失去了三肢（包括左臀部），一肢残废，经鉴定为一级甲等残废。幸存的右臂只能做简单的动作，不能洗脸梳头穿衣，不能自己穿戴假肢，甚至不能支撑身体自己起床，无法使用坐便器……因为右肩关节碎成了十二块，柳州市人民医院骨科出院报告中说明：几年后右肩关节出现创伤性关节炎、肱骨头坏死的可能性极高，届时需做人工关节置换术。

今年年初，胡家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柳州铁路局予以赔偿。570万元的赔偿额是如何得出的？为胡家津提供法律援助的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介绍说，根据胡家津的受伤害程度、当地的生活水平和医疗需要，原告列出了总计18项573．2157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其中包括医疗费20万，伤残赔偿金74．4725万，雇用护理保姆费54万，残疾辅助器具费92．08万，被抚养人生活费2．599万，伤残后续治疗费118万，误工费5．7992万，住院伙食补助费0．525万，住院及装假肢营养费1．8万，换房改房费41．3万，康复费2．88万，康复护理费2．16万，外出就医住宿、交通费11万，残疾人辅助用品费9．6万，心理治疗费6万，伤残生活营养费9万，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金2万，精神损害抚慰金120万。

被告柳州铁路局代理律师认为，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愿意用570万换走自己的健康和快乐，但对于如何赔偿是有原则和标准的，573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大部分难于成立。事故发生后，铁路局曾多次与原告进行协商，希望能以和解的方式解决赔付问题。但原告要求近60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索赔，大大超出了铁路部门的承受能力，而且有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被告方认为，本次事故的发生缺乏预见性，铁路局将吸取教训，目前全国铁路这类车辆过道盖板已全部焊死，以保证旅客的人身安全。

570万元赔偿是不是超出柳州铁路局的承受能力外的天价呢？法律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国外最新的案例：乌克兰辛菲罗波尔地方法院宣布，沃尔沃公司必须向乌克兰公民谢尔盖·卡瓦连科支付4400万美元的赔偿金，以对其因事故造成的严重残疾做出赔偿。谢尔盖·卡瓦连科在1998年发生车祸，事故发生时他驾驶着被认为是安全性很高的新款沃尔沃S70型小轿车，但在那起严重交通事故发生时，该车的两个安全气囊没有一个打开，致使其遭受重伤，成为二级残废。在欧美国家，经常会出现人身损害赔偿数千万美元的判例，此外，巴基斯坦也将人身损害赔偿（包括精神赔偿）提高到1000万美元。我国虽然至今还没有出现人身损害赔偿超过300万人民币的判例，但上述案例至少说明：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无价的，数百万上千万元的赔偿不能一概视为天价。

“570万元是有根据的，并非漫天要价。”吴冬介绍说，法庭上，关于假肢安装出现很大分歧。柳州铁路局提出在当地安装，而原告提出在国内安装技术最好的上海安装，当地假肢厂也承认，他们的技术与上海相比有很大差距，而且从来没有安装过如此高位截肢的假肢。而且假肢安装不仅仅是安装一个替代肢体，更重要的是要配合康复治理，包括心理治疗，而柳州假肢厂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在精神赔偿方面，我们提出的是120万元。我国的法律规定对精神赔偿是没有封顶的，只是说考虑一些因素，如侵权人的过错，侵权人的获利状况，侵权人的本身经济责任能力，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

，以及受害人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在这里，侵权人的过错是放在第一位的。”吴冬认为，悲剧的发生并非不可预见，柳州铁路局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根据《铁路法》第42条和《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第41条的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必须加强对铁路的管理和保护，定期检查、维修铁路运输设施，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设施应当及时更换，确保铁路运输设施、设备的性能完好和安全运行。原告方在法庭上称，胡家津乘坐的2011次列车，相当于一辆“万国列车”，黄色、粉色、绿色各种颜色的车厢都有，设备破旧，难以保证乘客安全。火车意外出轨或飞机坠机多是预料不到的，但这次事故是因为铁路部门没有对火车进行必要的修缮造成的，这种伤害本是可以通过管理避免的。

而原告方提供的另一个理由是：柳州铁路局一年的净利润2个亿，“十一五”期间在其辖区内将投资550亿人民币进行电气化铁路改造，其有能力支付赔偿。

“价码”

精神损害赔偿价值几何？针对这个近几年才出现的字眼，法律界一直争论不休。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立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介绍，“人身损害赔偿在民法通则中是119条规定的，这个规定的赔偿标准较低，且没有精神抚慰金的赔偿。1987年实施之后，出现了很多赔偿不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制定了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统一了全国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较好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目前的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的补偿性赔偿标准是确定的，按照标准确定就行了，这个标准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法官有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实际损害和所受痛苦程度，裁量适当的数额。”

但正如吴冬所言，在现行法律中并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上限，也正因为如此，赔多赔少难有定论。对于胡家津提出的12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一些人认为是异想天开，因为当地实际判例中最高的也不过几万元。

吴冬认为，我国的精神赔偿也带有惩罚性质，因为其中提到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美国就曾出现因侵权人的故意过错造成被害人伤残而被判上亿美元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是基于对受害人的抚慰，惩罚性赔偿是基于侵权人的故意行为对法律的藐视，出于公正进行惩罚。基于胡家津的受伤害程度和柳州铁路局的过错程度，12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合情合理的。

杨立新告诉记者：“究竟应当赔偿多少，在人身损害赔偿上是有标准的，按照标准计算。即使算出很高的数额，也是正常的。而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可能会出现有高有低的情况。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个差距也不会太大，因为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本来就是有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是惩罚性赔偿，这是应当明确的。大陆法系不主张惩罚性赔偿，只有英美法系才主张惩罚性赔偿。我国民法中仅仅在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金，其他方面没有适用。我们建议适当放开一点，比如恶意地将有缺陷的产品投放市场造成损害的，可以适用，但是这些建议还没有被立法机关采纳。”

有人说，假设胡家津在悲剧中死亡，也许家人只能获得几万至多几十万元的赔偿；假设胡家津是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的居民，那么参照当地的生活水准，提出的赔偿数额可能会更高；假设胡家津事件发生在欧美，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几百万元人民币，而是上千万美元。

对于这些假设，杨立新分析说，国外的人身损害赔偿基本上是与国家的民事主体的赔偿能力相适应的。死亡的赔偿，现在的规定是赔偿死者的收入损失，这就存在赔偿的差别，而对生命的赔偿，应当是对“余命”的赔偿，是对人格的赔偿。因此，建议规定死亡赔偿分为两部分，一是收入的赔偿，可以有差别，二是人格的赔偿，确定一个统一标准。

杨立新认为，死亡的赔偿数额常常低于伤残的赔偿数额，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考虑的是增加死亡赔偿金，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公平和对生命的尊重。